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家家户户煮饭炒菜都离不开柴火，我家也不例外。
1966年，我初中毕业，遇上“文革”停课闹革命，67、68两年在家没书念。父亲对我说：“我们家里人多，只靠爸一个月几十块工资，生活很困难。你在家没书念，以后就去砍柴，也可减轻一些家庭的经济负担。”从此，我就和左邻右舍几个和我同时毕业的同学，经常一起去砍柴。那时，城关附近山上的柴草几乎已被砍光，要走到离城关二十几里远的深山里才有柴砍。这样我们只好早晨4点多就起床吃饭，从阳头家里走到阳尾江家渡口，天还没大亮。等坐船过渡上岸后，再走二十来里路到山上，太阳已爬得老高。砍完一担柴已过午时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当时粮食还是定量供应，也不能多带饭，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完了。挑着一担柴，回家走得更慢，走到半路已腰酸腿软，磨蹭到家里太阳都快落山了，真是累得要命！
砍了两年柴，1969年，我到甘棠公社南棠大队上山下乡，住在大队部的一个小房间，没有厨房没有灶，不用砍柴了。但饭总是要吃的，只好自己动手用黄泥土做了个炭炉，买木炭代替柴火烧，买炭钱还占用了我不少生活开支。在生产队劳动，早上很早就出工，所以每天早晨都要早早起床，用纸捻子蘸洋油（煤油）点燃木炭，点了半天木炭还不会红火，拼命用嘴吹、扇子扇，吹得两个鼻孔黑黑的，木炭才慢慢红起来。煮一餐早饭不知要占用我多少睡眠时间。
1975年，我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宁德师范附小教书。还好学校有教师食堂，让我过了几年不愁柴火的单身生活。几年后结了婚，妻子也调到宁德师范附小教书，有了孩子，一个小家庭又要另起炉灶了。还好这时已有煤炭供应，“煤饼”（蜂窝煤）代替柴火。但烧煤照样不省事，每天还是要早早起来开煤炉，让煤烧红了才能煮饭菜，而且火力大小也不好控制。当时经济还不宽裕，有时为了省点钱，特地去买煤粉，又买了个压“煤饼”的模子，利用星期天时间自己压“煤饼”，搞得满手满脸黑溜溜的像个煤矿工。
1984年，我们夫妻俩同时调回福安师范附小，还是烧蜂窝煤。过了几年，有了液化气当“柴火”。改用燃气灶，可就省事多了，要用时只要开关一开就可煮东西了。
又过了几年，厨房再“二次革命”，电能充当起“柴火”的角色。电磁炉、微波炉、电饭煲等进入了厨房，煮饭热菜可以定时、预约、自动开关，既省时省力，又干净环保，真是太方便了！
“锅灶燃料”的演变，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改革开放4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！
